学术出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态度正在从“是否可以使用”转向“如何透明使用”。当期刊编辑收到一篇语言格外流畅、逻辑异常整齐的稿件，却无法判断哪些内容来自作者、哪些来自工具时，最直接的诉求不是禁止作者使用AI，而是要求作者把使用过程讲清楚。从2023年首版指南发布到2025年第三版修订，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爱思唯尔、施普林格·自然、约翰威立等出版机构逐步细化的，正是这套围绕AIGC使用的披露规则。对作者、期刊编辑和科研机构管理者来说，核心任务已经从识别AI痕迹，变成按照统一标准完成披露、审核与存档。
从“作者”到“工具”：透明披露的基本立场
多版《学术出版中AIGC使用边界指南》反复强调同一个原则：AI不能被列为作者或合著者。这不是因为AI写得不够好，而是因为作者身份意味着对研究过程、数据真实性、结论可靠性承担最终责任。AI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，也无法对论文中的错误、争议或学术不端负责。因此，无论AI参与程度有多深，署名作者仍然必须对所有内容负责。
在这一前提下，指南并不要求完全拒绝AI。作者可以使用生成式AI改善语言表达、梳理逻辑、辅助生成图表或代码，也可以在研究过程中借助AI总结文献、检索资料。但使用本身不是问题，隐瞒使用、混淆责任边界才是问题。透明披露因此成为负责任使用AIGC的底线要求：让编辑、审稿人和读者知道AI参与了什么、参与了多深、作者又如何核验其输出。
披露位置：先查期刊要求，再落在明确位置
不同出版机构对披露位置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。部分期刊要求在致谢部分说明，例如IEEE出版物明确建议在致谢中披露AI生成内容，并注明具体使用环节。也有期刊要求在投稿信、方法部分或正文中显著位置提供声明，以便编辑和审稿人在评审阶段就能看到。还有一些期刊会在论文发表后保留单独的AI使用声明。
这意味着作者在准备投稿材料时，不能只记住“需要披露”这个笼统结论。正确的操作顺序是：先查找目标期刊的作者须知或AI使用政策，确认该刊接受哪类AI参与、要求在哪个位置披露、是否需要填写额外声明文件。如果期刊没有明确说明，最稳妥的做法是在致谢和投稿信中同时简要说明，避免只在正文某个不显眼的角落一笔带过。编辑和审稿人若在初审阶段看不到任何披露信息，通常只能退回修改，甚至直接产生质疑。
一份有效声明必须回答哪些问题
简单的“作者在写作中使用了AI辅助”不足以满足披露要求。根据指南精神和多家出版机构提出的要求，一份可用的披露声明至少要回答五个问题：是否使用了生成式AI；使用了哪些工具或系统；AI用于论文的哪些具体部分；AI参与的程度是什么；作者是否对AI生成内容进行了人工核验。
这五个问题可以把“模糊披露”变成“可审核的披露”。例如，只写“使用了AI”无法判断AI是否生成结果、是否生成图表、是否用于文献综述。如果声明能够说明“在修订阶段使用某工具进行语言润色，未用于研究设计或数据分析，所有修改均经作者逐句确认”，编辑和审稿人就能迅速判断风险范围。对于生成图表、代码或综述内容的场景，还应说明作者如何验证其准确性和原创性，因为这类内容更容易出现事实错误或来源不可追溯的问题。期刊编辑在审查披露声明时，也应重点检查使用环节、使用程度和人工验证这三个要素是否完整，而不只是看到“已披露”三个字就通过。
审稿人使用AI：保密优先于便利
审稿环节的AI使用同样需要边界。审稿人阅读稿件压力大，用AI辅助理解结构、检查统计表述或归纳评审要点，在一些场景下可以提高效率。但审稿人面对的是未公开稿件，保密要求远高于一般写作辅助场景。把稿件上传到公开的AI对话工具、代码生成平台或云服务，可能构成对作者版权和期刊保密义务的破坏。
因此，审稿人使用AI时至少要守住三条底线。第一，不得将稿件内容、数据或图表录入无法确认数据流向的外部AI工具；如果无法确认隐私保护能力，就不要使用。第二，AI输出只能作为整理思路的参考，不能直接生成评审意见，更不能代替审稿人对创新性、方法可靠性和结论合理性作出判断。第三，如果期刊明确要求审稿人披露AI使用情况，应如实说明；即使期刊没有要求，也应避免让AI接触关键原始数据或未发表内容。对期刊编辑部来说，应在审稿邀请中说明AI使用政策，并提醒审稿人注意保密义务。
实践要点：从提交前检查到长期存档
为避免因披露不清导致返修、撤稿或诚信争议，作者、编辑和科研机构管理者可以形成一套简明的操作习惯。
作者在投稿前应确认三项内容：目标期刊是否允许AI参与写作；期刊规定的披露位置和形式；自己的披露声明是否说清了工具、环节、程度和人工验证。编辑在处理稿件时，可以检查披露声明是否真实、具体，是否与其他部分内容存在明显矛盾，例如方法部分提到AI生成图表但致谢未提及。科研机构管理者则应把AI披露纳入科研诚信教育和内部审核流程，留存原始版本、AI交互记录和修订记录，以便在出现争议时能够回溯。
透明披露并不是要作者证明自己“没有偷懒”，而是要建立一种可追溯、可验证的信任机制。当作者、编辑和审稿人都把AI视为需要说明参与范围的工作工具，而不是需要隐藏的捷径时，学术出版才能在不牺牲效率的同时守住诚信底线。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用了多久AI，而是披露是否诚实、责任是否清晰、判断是否仍然属于人。
